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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台湾各界期盼两岸交流“春暖花开”******

　　新华社台北2月1日电(记者赵博、黄扬)“我想去北京吃烤鸭、去东北看雪，还想在台北请大陆小伙伴吃麻油鸡、看海……”新春伊始，一位岛内友人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说起今年的愿望。

　　这位友人的期盼，反映了岛内多数民众的心声。连日来，台湾各界人士和舆论纷纷发声，呼吁早日恢复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

　　“疫情趋缓，两岸交流的外在大环境较先前更好。”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采访时表示，期待民进党当局对两岸间的各式交流能乐观看待。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认为，民间交流及两岸之间的相互认识、累积彼此善意，非常重要。两岸交流不只是人员往来，而是为两岸对话创造条件，更是两岸和平稳定所需要的社会环境。

　　“请给台海和平一个机会、给台湾未来一条生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社交媒体个人账号上说，疫情寒冬已逐渐走远，两岸僵局也该冰消雪融，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不择手段阻碍两岸交流。

　　此间舆论也一针见血指出，民进党当局如不在政策思维上改弦更张，很难在两岸交流上有所突破。

　　《联合报》刊发“重磅快评”指出，过去三年，民进党有意借疫情割裂两岸人民之间多年筑起的感情，刻意制造鄙夷、憎恶甚至是歧视大陆的情绪。快评指出，如何真正回到疫情前，甚至回到2008年至2016年时期那一个风平浪静的台海，每个台湾人都该深自思考！

　　民间之所盼，能否成为施政之所向？据记者观察，进入新年，与两岸相关的新闻备受岛内关注，折射出民心向背。

　　国台办日前宣布，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对金门酒厂等符合要求的63家台湾企业予以注册或更新注册信息。发言人马晓光答问表示，对部分台湾食品企业注册信息不完整、不规范的问题，我们愿意继续予以协助解决，为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对此，台湾各家主流媒体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据“联合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总召曾铭宗认为，这有助于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往来。他呼吁两岸强化沟通交流，“有交流沟通才能建立互信，让两岸关系朝正向良性发展”。

　　台湾工业总会呼吁，当局应重视大陆的经济地位，进而力求经济稳定、社会安定、两岸和平发展。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则表示，期待两岸短期内可增加直航航点，提振岛内消费市场。

　　正在台湾休假的旺旺集团北京首席代表林天良直言，多数台商都反映目前两岸直航航点太少，希望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数量，方便台商来往两岸，也希望尽早重启两岸旅游，振兴观光产业。

　　冬去春来，岛内期盼两岸交流“春暖花开”的呼声日渐高涨，普遍要求民进党当局别再以疫情为借口阻挡两岸交流，尽快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设置的障碍。

　　耐人寻味的是，台当局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日前透露，今年的目标是600万人次旅客来台观光，“其中100万是陆客”。但问题是，台当局如何才能争取百万陆客放心、舒心赴台？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