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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成长的烦恼”******

　　(台海观澜)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成长的烦恼”

　　中新社福州1月14日电 (记者 龙敏)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先后设立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各种涉台经济合作园区，有效推进了闽台经贸交流合作。但目前，涉台经济合作园区频遇政策优势不明显、台资项目及人才数量少、引才环境还不够优化等“成长的烦恼”。

　　在正于福州举行的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福建省省长赵龙表示，将高质量建设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涉台经济合作园区。与会人大代表也纷纷建言，加快推动涉台经济合作园区转型升级，提升闽台产业融合与经济交流承载力，助力福建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福建现有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数量居大陆首位，已吸引天福集团、漳州钜宝生物等一批台企进驻。但是，这些台农创业园及台企在升级发展中也面临基础设施较薄弱、销售“水土不服”等现象。

　　福建省人大代表、漳平市市长李毓文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有着“大陆阿里山”之称的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台农生产的永福高山茶品质佳，但因品牌营销不到位等原因，茶叶卖不动、品牌打不响、特色难彰显。

　　他建议，进一步支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高质量发展，重点扶持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对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给予倾斜支持；积极引导台农开拓市场，指导互联网平台协助销售永福高山茶等台农生产产品。

　　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之一，已引进颐和医院、德润产业园等168家台企，总投资202亿元(人民币，下同)，并引进132名台湾高层次人才。

　　福建省人大代表、泉州弘晟精密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炳森说，目前，泉州台商投资区存在财税、医疗器械和药品市场准入等政策“瓶颈”，全区规模以上台资企业仅6家，企业体量较小。

　　郭炳森建议，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赋予更多惠台利民举措，鼓励和支持拓宽应通尽通新路径。

　　漳州古雷石化基地是国家发改委唯一确认的大陆台湾石化产业园区，截至目前已投产、在建、签约产业项目48个，总投资3226亿元。福建省人大代表、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戴鹏飞建议，要积极创造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与新型合作模式，利用海峡论坛、两岸企业家峰会等平台，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对接合作，继续引进一批台湾补链项目、延伸项目、升级项目；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抓住当前东南亚石化市场超景气周期，将产品销售出去。

　　平潭是大陆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致力于打造台湾同胞“第二生活圈”，具有独特的区位、通道、政策优势。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晓春指出，平潭已实现对台主要港口客货航线全覆盖，进出平潭岛陆路物流双通道也已经形成，两岸人货往来、贸易通关便利；占地面积约100亩的平潭海峡医药健康产业园，为打造两岸中药材贸易集散地提供了载体。

　　陈晓春建议，在平潭设立两岸中医药标准分中心，探索两岸中医药标准互认互通；将平潭作为大陆对台中药材主要输出口岸，推进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运作；在平潭设立两岸乃至国际中医药论坛、产业交流大会，加强中医药交流合作。(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