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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亿丰彩票2023-07-27 17:48

“舌尖上的罂粟壳”为何屡禁不绝？******

　　火锅、羊肉汤、卤制品成添加罂粟壳重灾区

　　“舌尖上的罂粟壳”为何屡禁不绝？

　　在火锅汤料、卤味熟食中添加罂粟壳，几乎已成为不少餐饮从业者为吸引顾客铤而走险的公开秘密。

　　2月1日，四川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一起典型案例，米易县一家羊肉汤锅店主余某在羊肉汤里掺罂粟壳，将煮出来的羊肉卖给顾客食用。最终，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余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记者梳理100余起案例发现，火锅、羊肉汤、卤制品等都是添加罂粟壳的重灾区。多数被告人供述称，加罂粟壳在食品中是为了“提味增鲜”“吸引顾客”。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被告人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适用缓刑多。有专家曾发文指出，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之所以泛滥，关键在于违法成本过低。

　　案例：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

　　羊肉汤锅加罂粟壳

　　40多岁的余某家住四川省米易县，他与妻子在当地经营一家羊肉汤锅店，主要售卖羊肉汤锅和羊肉米线等。2021年9月中旬，余某感觉身体不适，刚好店门口来了一位卖中草药的老人，他便叫老人配了两副中药。配完药后，老人告诉余某，在羊肉汤中加入罂粟壳，能够让羊肉汤和羊肉味道更加鲜美。

　　为了吸引更多顾客，他便花了30元钱，在老人那里购买了3颗罂粟壳。2021年9月21日晚，余某在准备煮羊肉的香料包时，把3颗罂粟壳搓碎后添加在料包里。次日早上，他把添加了罂粟壳的料包放在锅里和羊肉一起煮，然后给顾客食用。

　　后执法人员将余某售卖的羊肉汤查获并送检，检验出含吗啡143毫克/公斤，检测结论不合格。余某如实供述其在羊肉汤中添加罂粟壳的犯罪事实。

　　探因：

　　为何屡禁不止？

　　利益驱使、违法成本较低

　　据悉，罂粟壳属于国家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品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的物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物质。

　　不容忽视的是，罂粟壳食用后或对人体产生危害。此前，有执法人员向记者介绍，罂粟壳是毒品原植物，里面含有可待因、吗啡等物质，如果长期食用的话，会造成人注意力和记忆力功能衰退，严重时可能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造成损害，出现内分泌失调，甚至导致呼吸停止而死亡。

　　2021年5月，四川攀枝花市西区，一家羊肉米线店为了招徕顾客，连续两天将家中存放的罂粟壳粉，添加在羊肉汤内供消费者食用，有群众吃了米线之后尿液检测呈现阳性。

　　违法添加罂粟壳为何屡禁不止？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使。记者梳理相关判例发现，多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称，加罂粟壳在食品中是为了使其味道更好。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添加罂粟壳，是因为听闻：“在食品中加入罂粟壳能增加食品的鲜味，甚至让人上瘾，增加回头客。”

　　2018年，《人民检察》发表的《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问题实证分析——以40起案件数据为样本》指出，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犯罪之所以泛滥，关键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司法实践中，由于“罂粟壳”案件缓刑适用率偏高，再加上判处的有期徒刑刑期有限，大大降低了行为人的惩罚成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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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王素：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题：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

　　中新社记者李京泽高凯

　　每逢年终岁尾，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未来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每年进入12月份，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王素：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二战后，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国外，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属于“汉字文化圈”。直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除了“汉字文化圈”因素外，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也是华人、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

“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记者会，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陈永诺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

　　王素：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汉字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要素，字形排第一。所谓象形字，就是图画。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悉昙：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书中指出：中印文化传统不同，中国重文字，印度重声音。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记“六书”排序：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前四书属于造字法，后二书属于用字法。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

“字由人──汉字创意集”展览在香港举办。陈永诺摄

　　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词不分，只字可作单词，合成词可分单个字，一字多义，一词多义，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譬如，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诗，到底是清美新颖，还是清奇新艳？鲍照的诗，究竟是英俊飘逸，还是轻俊闲逸？什么诗算得上清新，什么诗算得上俊逸？实际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这种语境，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

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汉字——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展览。刘占昆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王素：汉字在“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和地区，读音或有不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看图识字，因形辨义，就能进行交流。

　　从古至今，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笔谈”的传统，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汉字“笔谈”文献。据研究，不仅有中日、中朝、中越、中琉的汉字“笔谈”文献，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汉字“笔谈”文献，甚至还有朝鲜、琉球、越南三方的汉字“笔谈”文献。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笔谈”后赋诗云：“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这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

　　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信”字，从人从言。《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又说：“信，诚也。”人言必须讲诚信，内心必须信守承诺。《论语·颜渊》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信”字的内涵，“汉字文化圈”是有共识的。

　　其实每一个汉字，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只要文化不绝，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古文“信”字。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王素：汉字的发展史，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前后经历了八百年。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首先必须规范汉字，使之能与世界接轨。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中国文字博物馆供图

　　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名为《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很值得一读。他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后来分道扬镳，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汉字向文字化发展。这带来“语、文分离”：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

　　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繁荣文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中外互鉴，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了。(完)

　　受访者简介：

　　王素，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个人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书评、杂撰等400余篇。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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